多粥少。吃饭难成了特务处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大特务们平日里就养尊处优，娇纵惯了。如今分到的利益少了，就会直接地怪罪到戴笠头上。为了稳定手下的情绪，戴笠急于开辟一个稳定的新财源。他瞄准的目标就是蒋介石的禁烟运动。

大革命之后，各省军阀管辖的地区烟馆林立，烟毒泛滥。许多军阀头子兼做fandai生意，控制了四川、贵州、湖南、甘肃、宁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蒋介石的军队只能控制长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线，负责征收烟税的权力也都被各个地方实力派人物把持，中饱私囊。最后流入蒋介石腰包的款额被层层克扣，这让他恼火不已。

在听取了谋臣陈布雷的意见后，蒋介石决定设立督察处，实行统收统运。由军事委员会统一协调，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辖，也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的限制，这样就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辖，也能够增加财税收入。而蒋介石还在禁烟上动起了脑筋，想要通过“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作掩护，发展副业。

当时，蒋介石在江西“剿匪”，调动了数十万大军，开支十分巨大。财政部供应不足。蒋介石就把没收的鸦片土交给亲信孔祥熙去制成吗啡，再转卖出去，从中获取暴利。1933年，蒋介石把每年禁烟所得的两三千万元直接划归行营管辖，供蒋介石一人随时支取，财政部不得管辖。

戴笠见禁烟督察处的收益如此可观，自然不想错过这一捞财良机。他认为这其中至少有4大好处：第一是直接的经济好处；第二是可以通过禁烟缉私，把力量安插到各地的重要部门，及时获取情报，方便特务工作的开展；第三是将督察处纳入特务处的管辖范围，扩充特务处实力；第四是最潜移默化，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让蒋介石看到特务处的能力，提升特务处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于是在改组两湖特税局为禁烟督察处的时候，戴笠千方百计地保举手下特务去当秘书，争夺禁烟督察处的团长、营长等职务。蒋介石也知道利用督察处监视反蒋势力的方便，于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戴笠去钻营。

就在戴笠绞尽脑汁的时候，又一个大馅饼落在了他的头上。

原先除了戴笠的特务处，邓文仪所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科也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军队特工系统。戴笠觊觎了许久却都没办法下手抢夺。就在1934年夏天，当蒋介石正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却因为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而使得飞机和油库都付之一炬。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责令邓文仪一周之内破案。

但是邓文仪经过侦查，发现是二陈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在建设这座全国数一数二的机场时，将机场公款挪用了近300万元去交易所套购黄金搞投机，不料运气不佳，不断亏本。看看挪用款项是难以归还了，于是便在一个褥暑难挨之夜，支开了德国技术顾问及机场有关人员，从从容容地放起大火，把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南昌机场烧了个片甲不留，以便来一个“死无对证”。这徐培根的技法本属“小儿科”，被前往调查的邓文仪一揭就穿。但是，因为两个本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给邓文仪8万块钱，因而邓文仪便替徐培根在蒋介石面前遮挡。他交给蒋介石的报告上称飞机场是因为天气过热，油库内储油遇高温燃烧导致失火。蒋介石当然不会相信这么拙劣的借口。他又让戴笠去调查，得到的结果让蒋介石非常气愤。一怒之下，他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一职，将他手下的1750名特务全部移交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系统。从此“戴处长”就变成了蒋介石口中声声唤着的“戴科长”。

虽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戴笠依然不敢动原来依附派的那些大特务。其中特别是在邓文仪特务系统任二把手的邱开基，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10省禁烟督察处缉私处处长，掌管几个团的缉私部队，成为了戴笠的最大劲敌。虽然邱开基的势力发展在先，而戴笠的势力发展在后，但是戴笠的势力发展很快，最终形成了两人力量不相上下的状况。

因为两个人都是受蒋介石重用的亲信，双方又都拥有相当的兵力和特工人员，一时之间谁也不能吞并对方。与其闹个两败俱伤，被蒋介石责备，两人干脆进行“君子协定”，实行“划江而治”。一段时间内，戴邱二人表面上相处默契，相安无事。但是私下里，他却指使特务处湖北站站长周伟龙从各方面收集邱开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材料，通过蒋介石的侍卫和其他亲信不断向蒋密报。一开始，蒋介石还并不在意。但是次数越来越多，搜集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蒋介石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他下命令委派周伟龙做禁烟密查组的组长，直接监督邱开基的行动。又一段时间之后，干脆把邱开基送入了监狱。等到一段时间后，众怒略有些平息，邱开基被贬为云南省警保处长，被彻底赶出了缉私系统。

在这次搞垮邱开基的行动中，戴笠一直是在隔岸观火，装